一期一會

作為街貓救援的初心者，我由衷感佩從事街狗救援的狗媽媽、狗爸爸們，因為比起街貓來說，街狗的後續安置是永遠難解的難題，兩者同樣可以選擇送養，但是近年來送養率每況愈下與購買觀念始終昌盛，讓動保團體在2005年開始轉變了無止盡的中途送養策略，幸運的是，在某些都市地區街貓還可以選擇較為保守的TNR（捕捉、絕育、放回）策略，而街犬則礙於其醒目的行為問題（對人類來說他們的存在就是問題吧！）而根本不可能被官方接受TNR的策略交換。

於是，目前較為「進步」的防疫所可以接納街貓TNR、街犬收容的分而治之方案，簡單說來就是，如果有動保人士願意進行TNR的地區，他們可以有限度地給予協助，但街犬則只有進收容所、安樂死的命運；而實際狀況是，組織惰性以依法行政為要，只要有民眾「好心」通報、送入（不管是不是）流浪動物，只要掃不出晶片，依照修正後的動保法，公告12天後就可以安樂死。

這項在1992年後確立的政府方針，儘管在動保團體的努力下，少數都市成立收容所局部改善了收容環境（2009年動物社會研究會揭露了更多地區仍是可怕的不當收容）、似乎改善了「安樂」死程序，但仍存在不當捕捉、送養環境不佳（以收容安樂為取向、而非積極送養）、甚至收容環境惡化（延長安樂死期限卻缺乏必要的配套施政）等諸多問題，更重要的是根本欲將街犬除之而後快的政策目標，儘管因為人力、空間、經費等資源問題，這種官方暴力是以緩慢而漸進的方式推行，甚至可以科學地容忍街犬生育率與捕捉率達成平衡即可，以求維持適當的街犬密度而不造成顯著的行為問題，甚至可形成國家的「愛心」表象。

於是面對終將被安樂死的街犬，臺灣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社會現象，無論是基於什麼樣的宗教觀或存在論，許多狗爸爸、狗媽媽開始餵養流浪犬 ，甚至義無反顧地搶救面對安樂死危機或來自人類社會風險的街犬，而最終開始了以終養（no kill）為目標的私人狗場。

部份有體制的狗場可以制度理性地維持較佳的收容環境，這些「進步」的動保團體或人士多半能夠從動物福利觀（讓動物最少痛苦地生存，白話的說法就是活得很有生活品質）來合理化其策略選擇，而他們可能也較有博得捐款的社會資源（當然我必須強調動物保護運動長期面臨或多或少的資源短缺問題）；但反觀在「不得不」的情境下建立的私人狗場，被社會驅趕到邊緣，甚至沒有立足的生存之地，狗爸爸、狗媽媽長期耗盡個人的所得和積蓄、壓榨社會網絡的一點一滴，但卻因為缺乏「進步」的觀念與策略，而最終被無限收容、繁衍的動物壓垮，動物們也只能在生死線掙扎生存，就像賈老師的狗場一般，形成所謂狗間煉獄。

批評是相對容易的，長期以來許多私人狗場便飽受批評，動物福利的支持者反對因無絕育而自家繁衍，反對在資源有限的狀況下過度收容，讓動物無法維持「基本」的生活品質，於是許多團體或志工會介入協助絕育，甚至幫忙募集物資，然而片面的協助或許無礙，卻不可能正面地處理一個私人狗場，因為一個小有規模的動保團體，便有可能因為一次繁殖場、狗場的救援便陷入癱瘓，於是理性的運動者必須進行選擇，就像動保團體討論賈老師狗場的後續處理時，有安樂死或分送狗場這兩種方案：

「這個狗場因為負責人倒下，許多動保團體進來支援，每個人都有不同意見、不同見解，大致分兩類型...第一種是安樂這些狀況極差的孩子們..讓孩子們好好走！與其這樣的折騰這些生命，不如，讓孩子都徹底解脫..；還有一種方法，是讓這些孩子分送到其他的狗場..這裡20隻，那裏50隻，另一個再分個數十隻，以此類推..」

問題是，誰願意作這樣的工作呢？台南防疫所所長曾經如此辯護官方的安樂死政策：「大家把骯髒污穢的事情推給我們做。」如果說私人狗場的孩子狀況差到必須安樂死，我們卻也常見狀況更糟的救援紀錄，只是理性讓我們躊躇為了一隻動物付出這麼多資源值得嗎？我寧願相信是沒有人可以承受這樣的爛攤子，畢竟跟救援繁殖場不同，臺灣民眾的名種迷思總讓送養品種動物輕易的多，但是誰能承受這些根本不可能送養的動物的終養呢？所以為了動保運動的存續，動物福利觀或許也是行動選擇的標準。

至於分送到其他私人狗場的作法，其實也不那麼令人高興。臺灣的私人收容所、公立收容安樂死機構、動保團體的關係很微妙，「進步」的動物福利觀導向必須有限收容的結果，於是機構收容往往設定收容數上限，並且必須理性地自我克制不能超收。但是私人收容所即便想要自我克制，卻常常遭遇民眾不負責任地棄養，或者成為動保志工與團體的後援，有的接受個人從收容所搶救動物後一次性或按月付費的終養，有的則成為動保團體處理無法送養、放回的動物的最終選擇，所以動保團體也必須自我克制地不要再加重狗場的負擔。只是在人類社會中進行動物治理，常常是無法如想像地「理性」，為了搶救更多動物，超收動物成為不得不的選擇，在資源上有餘裕的狀況下，可能陷入「超收」與「擴展規模」的自我修正循環，使得結果終究似乎「不理性」。

回到賈老師的私人狗場，如何對他進行評價是個難題，比起外界一廂情願地冠上「大好人」的頭銜，甚至有人發起「一車一狗」參與送行隊伍，瞭解狗場的真實處境的志工，大概要對「大好人」提出質疑，「好死不如賴活」到底對不對呢？對於「動物」來說，「好死」、「賴活」（最後可能「慘死」）的「痛苦」哪個比較少？同樣都高舉動物保護之名，這樣的路線之爭永遠少不了。只是，當動物保護不只是哲學思辨，我們也必須自我警醒，動物福利觀可能成為人類社會進行動物治理的自我合理化論述，儘管動物權利論更加遠離社會現實，但如果動物福利論只是「不得不」的選擇，那麼就必須更加批判性地看待這些不得不的動物治理政策（不論是針對政府或NGO）。

最後，我想對私人狗場的狗爸爸、狗媽媽加以平反，看到狗場成為狗間煉獄會讓人質疑這些狗爸爸、狗媽媽是不是病了？於是出現了「動物蒐集癖」或「動物囤積症」的心理學詞彙，以個人心理狀態解釋行為是心理學的擅場，但是醫療社會學讓我們反省這些精神病理的論斷。如果說，一個社會只有少數個人出現「動物囤積症」，我們或許更容易被說服這是個人的「不正常」行為。然而，臺灣社會大大小小上百個私人收容所，狀況像賈老師狗場的恐怕所在多有，顯然這絕非個人的心理與行為問題，而是一個值得重視的社會現象！

基於此，對於個人加以批判、檢討是不公允的，背後的社會根源才是必須省思的對象。而問題的根源，或許是另一個臺灣獨步世界的社會現象--大量繁殖、大量購買、大量棄養，這才導致了大量流浪動物的問題。而政府的動物治理從未正視「動物」的主體性，只是基於公衛防疫、社會秩序、都市美化等種種人類社會的需求，檯面下滿滿許多偷雞摸狗、見不得人的問題。當我們看到私人狗場的動物處境堪憐，那是誰的錯呢？在一個龐大的共犯結構中，作為繁殖者、購買者、棄養者的個人仍然可以不看不聽或者視而不見，國家機器可以名正言順地藉著對政策的修修補補迴避問題的根源，而最終成為了悲劇的私人收容所，有誰能夠正確地評價個人可能長達數十年的投入與貢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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