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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說一個故事，屬於BR先生的故事。
我跟BR先生在一個社會遺失的角落相遇，他就像普通的遊民一樣，為著生活所苦，常常不知道明天在哪裡，即使他暫時得到一個棲身溫飽之所，也仍然找不到歸屬之地，不同的是，他有他自己的故事，但正確的說，誰沒有自己的故事呢？
BR先生有著不幸的過去，他的不幸幾乎是與生俱來伴隨著他的，由於外貌與語言能力的缺陷，他總是不被大家喜愛，甚至常常被眾人譏笑，並且也從小失去了親生父母的關愛。幸或不幸，他的養母給了他一段至少不虞匱乏的童年，只是當他最能依賴的養母過世後，他也失去了唯一的避風港，必須在無親無故的殘酷社會中拚命地存活下來。
BR先生就像許多中年失業的人一樣，伴隨著台灣經濟起飛林立的許多工廠曾是他打拼的所在，但產業外移的悲歌響起，他失去了他安身立命的依靠，在實施生產線與泰勒分工制的現代工廠裡，他只是工廠中的小螺絲釘，失去了那片天空他也就失去了一技之長。他也想要再創事業第二春，所以他前往了職訓中心，參加了就業輔導，他滿心以為只要成為可用的工人就可以找到新工作，而那將是他新生命的開始。
可是，事情總是不像BR先生所想的那麼順遂，他讓自己成為可用的工人，但是資本家卻不願意僱用他，因為那實際上是一個供過於求的「勞動市場」，而選擇權總是在資本家手上。況且，在所謂夕陽產業紛紛出走的時候，身無所謂的「專業技能」，又無高學歷，也沒有天生的外貌與出色的才能，又沒有雄厚的家庭支持，BR先生真可說是完全缺乏「競爭力」了。
因此，他「失業」了。或者在長期失業的期間，他偶爾也找到工作，但是卻總是面對不合理的勞動條件，過低的薪資、超長的工時、缺乏安全保障，更有甚者，為了各種細故被苛扣工資，到最後得不到任何辛苦勞動的成果。
BR先生感到無比的受歧視與遭剝削，他為自己的命運悲嘆，但是他發現這並不是他個人的問題，他發現勞動者應該要爭取自己的權利，所以他加入了勞工運動的行列，在長期失業的狀況下，即使有一餐沒一餐，他也要用生命來捍衛勞動者的權利，所以他開始參加工運，他開始學會關注自己的勞動條件，他開始學會爭取合理的工資，而我十分感動，看到一個被壓迫、剝削的勞工成為敢於衝撞體制的行動者。
但是，騎士挺身對抗暴政的結局不總是好的，就像唐吉訶德與他的風車。為了訴求一個合理的勞動條件，BR先生自然對資本家無所不用其極地剝削手段十分不滿，他自然無法接受繼續成為被剝削的勞工，而資本家也不可能聘僱這麼有抵抗意識的勞工，所以，他「失業」了。
將近十年來，BR先生長期陷入失業的困境，既然沒有穩定的收入，他又如何養活自己呢？逼不得已，他開始「借錢」的人生。但是，既然原本就六親緣薄，他自然就沒有可以依靠的親戚，而縱然有再多的朋友，結果就像直銷一樣，長此以往大家都會避之唯恐不及，最終將是走投無路、無處可借。難道他想借貸為生嗎？當然是不想！他也想找到穩定的工作，可以儘早把借款還清，但問題的關鍵是他始終無法成為勞動市場的贏家！他有其他選擇嗎？這個「自由」的社會允許的「選擇」是多麼地少啊！
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BR先生開口向我借錢，他是如此迂迴地難以說出口，而我多少也感覺到是怎麼一回事，BR先生曾經是我從事研究的重要報導人，我也把他當成一個特別的朋友看待，況且，他還是參與社會運動的夥伴，我是怎麼也無法棄之不顧的，更何況，我有一種在我之後便無以為繼的預感。我想，這是我在社會學研究與社會參與的重大考驗，這樣的問題終究也降臨到我身上了，所以，要怎麼處理這個問題是相當困難而重要的。
站在一個不忍心的朋友的立場，我第一次「借錢」了，甚至還抱持著單純的希望，或許在很久很久以後，我還是可以收到還款的。
但是，第二個月我又接到BR先生的聯絡，又是那麼地迂迴婉轉，他需要更大一筆數目，對於經濟能力不好，尚且需要半工半讀的我來說，這頓時像是一個永遠填不滿的黑洞，我陷入掙扎的深淵，既不能忍心不管，也不能因此拖累了自己，欣榮解救了我，他告訴我「運動跟愛心還是要分開」，並且點醒我「雖然我們口頭不說，但借出去的錢就要當作捐出去的，如果你能力無法捐，就只好跟對方坦白講，否則以後你可能連到運動的場合都會怕。因為有時不借還好，但借了反而有時有愈借愈多、而有超過自己負擔能力的風險。借出去的錢就要當作捐出去的，如果你能力無法捐，就只好跟對方坦白講。」
認清現實後，我只好狠下心，告訴BR先生我實在無能為力，並且建議他或許可行的其他管道，我不大明白BR先生的顧慮是什麼，或許他有其他無法吐露的苦衷，但那是當時我唯一可以替他做的。
但這個問題仍仍深深地困擾著我，BR先生絕非個案，到底有什麼制度性的方案可以協助他們呢？我想起日鐵私有化的過程，鐵路工人為了抵抗私有化所作的集體抵抗，而維持抵抗並不容易，為了讓無法就業的勞工能夠長期抗爭，不必為生活所苦，成立了大規模的經濟共同體，由勞工們彼此支援，才不至於因為經濟壓力，而迫使運動者必須投入新工作，而終止了抵抗運動，而在台灣，抵抗的共同基礎存在嗎？
或者，就算只當他是個結構性長期失業的弱勢者，難道沒有制度性的解決辦法嗎？只能依靠個人的自力救濟，或是個人人際網絡的支援嗎？這個制度性的缺陷，是不是根源於更根深柢固的預設呢？這是接下來將要探討的問題。
（待續）
延伸閱讀
借錢的人生（一）
我跟BR先生在一個社會遺失的角落相遇，他就像普通的遊民一樣，為著生活所苦，常常不知道明天在哪裡，即使他暫時得到一個棲身溫飽之所，也仍然找不到歸屬之地，不同的是，他有他自己的故事，但正確的說，誰沒有自己的故事呢？
BR先生有著不幸的過去，他的不幸幾乎是與生俱來伴隨著他的，由於外貌與語言能力的缺陷，他總是不被大家喜愛，甚至常常被眾人譏笑，並且也從小失去了親生父母的關愛。幸或不幸，他的養母給了他一段至少不虞匱乏的童年，只是當他最能依賴的養母過世後，他也失去了唯一的避風港，必須在無親無故的殘酷社會中拚命地存活下來。
BR先生就像許多中年失業的人一樣，伴隨著台灣經濟起飛林立的許多工廠曾是他打拼的所在，但產業外移的悲歌響起，他失去了他安身立命的依靠，在實施生產線與泰勒分工制的現代工廠裡，他只是工廠中的小螺絲釘，失去了那片天空他也就失去了一技之長。他也想要再創事業第二春，所以他前往了職訓中心，參加了就業輔導，他滿心以為只要成為可用的工人就可以找到新工作，而那將是他新生命的開始。
可是，事情總是不像BR先生所想的那麼順遂，他讓自己成為可用的工人，但是資本家卻不願意僱用他，因為那實際上是一個供過於求的「勞動市場」，而選擇權總是在資本家手上。況且，在所謂夕陽產業紛紛出走的時候，身無所謂的「專業技能」，又無高學歷，也沒有天生的外貌與出色的才能，又沒有雄厚的家庭支持，BR先生真可說是完全缺乏「競爭力」了。
因此，他「失業」了。或者在長期失業的期間，他偶爾也找到工作，但是卻總是面對不合理的勞動條件，過低的薪資、超長的工時、缺乏安全保障，更有甚者，為了各種細故被苛扣工資，到最後得不到任何辛苦勞動的成果。
BR先生感到無比的受歧視與遭剝削，他為自己的命運悲嘆，但是他發現這並不是他個人的問題，他發現勞動者應該要爭取自己的權利，所以他加入了勞工運動的行列，在長期失業的狀況下，即使有一餐沒一餐，他也要用生命來捍衛勞動者的權利，所以他開始參加工運，他開始學會關注自己的勞動條件，他開始學會爭取合理的工資，而我十分感動，看到一個被壓迫、剝削的勞工成為敢於衝撞體制的行動者。
但是，騎士挺身對抗暴政的結局不總是好的，就像唐吉訶德與他的風車。為了訴求一個合理的勞動條件，BR先生自然對資本家無所不用其極地剝削手段十分不滿，他自然無法接受繼續成為被剝削的勞工，而資本家也不可能聘僱這麼有抵抗意識的勞工，所以，他「失業」了。
將近十年來，BR先生長期陷入失業的困境，既然沒有穩定的收入，他又如何養活自己呢？逼不得已，他開始「借錢」的人生。但是，既然原本就六親緣薄，他自然就沒有可以依靠的親戚，而縱然有再多的朋友，結果就像直銷一樣，長此以往大家都會避之唯恐不及，最終將是走投無路、無處可借。難道他想借貸為生嗎？當然是不想！他也想找到穩定的工作，可以儘早把借款還清，但問題的關鍵是他始終無法成為勞動市場的贏家！他有其他選擇嗎？這個「自由」的社會允許的「選擇」是多麼地少啊！
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BR先生開口向我借錢，他是如此迂迴地難以說出口，而我多少也感覺到是怎麼一回事，BR先生曾經是我從事研究的重要報導人，我也把他當成一個特別的朋友看待，況且，他還是參與社會運動的夥伴，我是怎麼也無法棄之不顧的，更何況，我有一種在我之後便無以為繼的預感。我想，這是我在社會學研究與社會參與的重大考驗，這樣的問題終究也降臨到我身上了，所以，要怎麼處理這個問題是相當困難而重要的。
站在一個不忍心的朋友的立場，我第一次「借錢」了，甚至還抱持著單純的希望，或許在很久很久以後，我還是可以收到還款的。
但是，第二個月我又接到BR先生的聯絡，又是那麼地迂迴婉轉，他需要更大一筆數目，對於經濟能力不好，尚且需要半工半讀的我來說，這頓時像是一個永遠填不滿的黑洞，我陷入掙扎的深淵，既不能忍心不管，也不能因此拖累了自己，欣榮解救了我，他告訴我「運動跟愛心還是要分開」，並且點醒我「雖然我們口頭不說，但借出去的錢就要當作捐出去的，如果你能力無法捐，就只好跟對方坦白講，否則以後你可能連到運動的場合都會怕。因為有時不借還好，但借了反而有時有愈借愈多、而有超過自己負擔能力的風險。借出去的錢就要當作捐出去的，如果你能力無法捐，就只好跟對方坦白講。」
認清現實後，我只好狠下心，告訴BR先生我實在無能為力，並且建議他或許可行的其他管道，我不大明白BR先生的顧慮是什麼，或許他有其他無法吐露的苦衷，但那是當時我唯一可以替他做的。
但這個問題仍仍深深地困擾著我，BR先生絕非個案，到底有什麼制度性的方案可以協助他們呢？我想起日鐵私有化的過程，鐵路工人為了抵抗私有化所作的集體抵抗，而維持抵抗並不容易，為了讓無法就業的勞工能夠長期抗爭，不必為生活所苦，成立了大規模的經濟共同體，由勞工們彼此支援，才不至於因為經濟壓力，而迫使運動者必須投入新工作，而終止了抵抗運動，而在台灣，抵抗的共同基礎存在嗎？
或者，就算只當他是個結構性長期失業的弱勢者，難道沒有制度性的解決辦法嗎？只能依靠個人的自力救濟，或是個人人際網絡的支援嗎？這個制度性的缺陷，是不是根源於更根深柢固的預設呢？這是接下來將要探討的問題。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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