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期一會

或許是因為我的第一次英文簡報的分享中，對英語與全球化、在地化的關聯性的論點，筆者受邀去採訪9/19政大公企中心主辦的「國家外語政策座談會暨記者會」。
 
光看題目就知道這個座談會有很大的野心，想要討論「國家」的「外語」政策，透過邀請學術界、政界、商業界的代表對話，各自提出對國家外語政策的想像，因為政府官員的參與，以及大量受邀的媒體可造成的曝光效果，可以想像這個座談會的目的是要對國家外語政策產生實質的影響。

我一向覺得座談會的參與者組成是相當有趣的，不僅可以看出會議目的，更可以聽到各說各話的景象，什麼樣的立場就會有什麼發言，而這個會議又會有什麼意義呢？如果握有發言權的人，只是學者、官員、業者呢？這場會議邀請的講者有政大校長吳思華、政大英語系教授兼公企中心主任陳超明、立法委員賴士葆、世新英語系教授李振清、輔英人文管理學院院長陳英輝、經建會副主委單驥、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政務副局長鐘昱男、教育部技職司副司長李彥儀以及104總經理阮劍安，你可以想像座談內容是什麼了嗎？

我不想多著墨於每個講者對國家外語政策的實際建議，畢竟每個政策都有不同的理念，而這些理念常常是互相衝突的。比如：陳超明主張要讓英語成為第二語言、訂定各級教育、公務人員的外語能力指標、將外語學習拓展為全民終身教育、加強中小學的教育資源；賴士葆則是建議多元主義的語言政策、建立民眾外語的終生學習管道，細節上有讓國家考試加考英文、大專院校外語教學與國際交流、鼓勵大學加強職場英語、將國內學術期刊推向國際；單驥則列舉了英語教育向下紮根、深化對全球議題與英美國家歷史、文化認知，營造高等教育國際化、辦法英語授課，鼓勵產官學界的國際交換，運用網路擴大國際知識交流；教育部政策則將重點放在全球視野，並且提出增進學生國際經驗（國際交流、出國留學、國際參與、外語學習、國際競賽、中小學國際教育）行動方案。這些政策的理念是什麼？是基於什麼樣的教育理念或者某種主義、思想呢？

在短暫的綜合座談時間中，有許多很有趣的內容，倒是值得特別一提。

第一個發言人批評目前12歲以下學童必須擁有經濟資本才能去補習班加強英文能力，因此突顯了階級問題。李振清教授也承認這個不幸，批評目前國家政策已經造成十二歲以下孩子成為弱勢族群，主張國家政策應該加強老師培訓，並直指問題是合格的英文老師根本就不夠。

這一段對話突顯了無可逃避的階級問題，學者主張透過政府的力量改善這項階級差異，不過，這難道不是整體階級問題的一環嗎？真的有簡便的解決方法嗎？李教授對於國家政策的訴求多少有點學者的天真，不過卻是我喜歡也擁有的那種天真，面對各種社會議題，特別是牽涉全球化問題時，左派的社會改革者往往會訴諸政府權力的擴張一途，不過在私有化的版圖不斷擴張之際，對政府的賦能都不免算是有點素樸的天真了。

什麼是政策背後隱藏的概念呢？陳英輝院長鼓吹推動ESB的觀念，把英文當作專業科目學習的工具，因此大一英文甚至可以被取消掉。在會議中，這是相對於強化整體英文能力的「普遍化」政策方向的「專業化」政策方向，而這個轉向是我無法認同的。這裡所牽涉的問題就如同高等教育所面臨的一般性問題，「大學教育」是什麼？專業化的取向隱含著教育的目的是訓練專門技術，如一般經理人所宣稱的是要培養勞動市場所需的人力，因此一般的英語能力反而不重要，重要的是專業領域中溝通的能力。

座談會主持人陳超明抱持著「普遍化」與「專業化」並進的論點，依照他的陳述，他將這兩種取向同時視為大學教育的核心。不過，如果細緻地考察中世紀「大學」的興起，可以發現博雅教育具現了「普遍化」的傾向，而專業技能教學如醫學、法學則是「專業化」的代表，然而，這裡所指稱的「大學」卻更加重視博雅教育，而輕視功能性的技能學習，在中世紀晚期的發展，專業技能的分科發生在大學教育後期，上大學最不可或缺的其實是博雅教育，缺乏了博雅教育則專業學科就沒有意義，這是大學教育中的原有的優先順利，捨棄了普遍化的專業化發展，無異於捨棄了大學教育的本質，而這樣的論點卻普遍見於經濟學者與產業界。

至於國家外語政策所需對應的語文發展前景，不同的學者也提出了略有歧異的意見，不過共通點在於主張英文以外的語言將會逐漸受到重視，比如有學者展望2050年的全球語文地景，認為在重要性方面阿拉伯文、西班牙文上升，法語勉強持平，日文、法文卻往下走；另有學者則強調俄語的重要性。不論這些分析何者較為準確，總之語言地景是會產生變動的。英文的興起也不過就是兩百年來的事情吧！在此之前，西歐的通用語言應以強盛的法蘭西之法語為主，而中古世紀以前各地多有方言，但在文字上卻以教會所用的拉丁文為主。反省語言地景的變動，或許可以讓我們省思，當代台灣唯英語獨尊的語言政策是否恰當？或如許多與會者所批判的，為什麼所謂的國家「外語」政策，似乎只以「英語」為主呢？這難道不是一種短視近利，只求所謂的「效益」而欠缺深慮的結果嗎？那麼，這又是誰的「效益」呢？

是資本家？政治家？或者教育家？這次會議中，「七分上大學」事件成為眾矢之的，似乎咸信這個個案代表了英語政策的失敗，教育部技職司副司長李彥儀提前離席，讓許多與會者扼腕沒能好好請教，而提前離席的原因正是為了這起「七分上大學」事件，必須召開記者會提出改善學生英文素質的政策。在場的文藻校長忍不住提出辯駁，認為自己是教育政策的受害者，因為被納入技職體系而只能招收高職學生，因此對以語文見長的學校似乎相當不利。這個案例突顯出，一個教育問題或許是語文政策與教育政策的雙重限制所致，而要解決層出不窮的問題，更必須全面而深入地思考各種結構因素。

而這些結構因素，其實往往是根深柢固地影響著我們的生活，104總經理如此評論語言政策的重要性：Knowledge is power. Language is power.這段話除了告訴我們資本家是如何地重視知識與語言能力以外，更可見得資本家是多麼地重視「權力」啊！然而阿杜塞老早也就批判上層階級如何利用意識形態來再生產現有的生產關係，這樣的提醒，更可以讓我們反省資本家對於國家語言政策抱持著什麼樣的觀點，而那又是立基於何種意識形態了。

伴隨著「國家」語言政策的詞語，最為陰魂不散的大概是全球化與現代化了，對於語言地景變化的簡單歷史考察，可以提示我們這百年來的歷史發展，是所謂的「現代化」過程，而當代更是被指稱為「全球化」的時代，然而在一片推崇「現代化」與「全球化」的聲浪中，作為一個社會學的學徒，不能不記起社會學的興起正是為了解決「現代化」所造成的各種社會問題，而「全球化」也同樣必須扣連到「誰的全球化」的反省，全球化的潮流無法遮掩反全球化的呼聲，即便語言學者會企圖追尋glocalization（全球在地化）的解決之道，仍不能忽略「全球化」與「在地化」的複雜關係，政策涉及的複雜現象絕非學術概念可以簡單概括的。

PS.座談會結束以後，辦理這次座談會、邀請部落客前往觀察的政大學生（？）主動找上了我，被認出我是「一期一會」的作者的時候，我不禁懷疑我是否惡名昭彰……，幸好他說還蠻喜歡我的文章的，能夠被合作廠商當面稱讚，實在是有點出乎意料。希望他看到我這個偽社會學者的胡說八道的時候，不會後悔邀請我來進行這次採訪了。

國立政治大學公企中心官方網站 http://w3.cpbae.nccu.edu.tw/cpbae/?p=m